作者：曲黎敏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天人医易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

　　《内经》天地人系统中的人与天相通的总原则是：同气相求，同类相应。顺则为利，逆则为害。《淮南子?精神训》曰："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运而相通"指运动过程中的相通关系，而不是静态空间里的结构联系。"总而为一"指运动方式的同气相求，而不是物质结构的等量齐观。

　　即，天人合一的医学内涵主要是指人作为"小宇宙"是如何与天地这个大宇宙相应的，其中，人天同构是《内经》天人合一观的最粗浅的层次，人天同象与同类则是中医取象比类思想的具体体现，人天同数则是人与天气运数理的相应。总之，这是将生命过程及其运动方式与自然规律进行类比，是以自然法则为基质，以人事法则为归宿的系统理论。

　　1、人天同构

　　人天同构是《内经》天人合一观的最粗浅的层面。《内经》认为人的身体结构体现了天地的结构。

　　例如《灵枢?邪客》说："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蜠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

　　这里把人体形态结构与天地万物一一对应起来。人体的结构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相对应的东西，人体仿佛是天地的缩影。其目的在于强调人的存在与自然存在的统一性。

　　2、人天同类

　　我们知道，大谈天人、古今，并寻求其中相通而互感的共同律则，是汉代的时代精神。《汉书?董仲舒传》曰："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素问?气交变大论》曰："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因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与古今总连在一起，这种把自然哲学与历史哲学混合起来的现象，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

　　但《内经》所强调的人天同类与董仲舒辈的神秘的天人感应不尽相同。《素问?金匮真言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篇中的五行归类，是根于事物内在的运动方式、状态或显象的同一性。如《素问?金匮真言论》曰："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其应四时，上为岁星……其臭臊。"是将在天的方位、季节、气候、星宿、生成数，在地的品类、五谷、五畜、五音、五色、五味、五臭，在人的五藏、五声、五志、病变、病位等进行五行归类，这样就可以通过类别之间"象"的普遍联系，来识别同类运动方式的共同特征及其相互作用规律。是"同气相求"，而不是物质结构的等量齐观。

　　另，《灵枢?通天》还以阴阳为原则将人分为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五类，认为太阴之人"多阴而无阳"，少阴之人"多阴少阳"，太阳之人"多阳而少阴"，少阳之人"多阳少阴"，阴阳和平之人"阴阳之气和"。这种将先天阴阳之"气"作为人性的基础，是先秦诸子人性论所未涉及的。作为医学著作，《内经》并不太关注人性的社会性以及人性是否可以改变等问题，而是以气论人性，从先天生理因素寻找人性的根据，关注五态之人的发病及其治法，为养生治疗提供理论指导。

　　3、人天同象

　　从"天人合一"观念出发的传统文化与中医学都表现为重道、重神、重无、重和谐、重势，其核心则是"象"与"数"，如果对"象数"无知，则意味着对华夏文明的无知，更不能全面地理解和诠释中医学。

　　所谓"象"，指的是经验的形象化和系统化。"象"的特征是动态的，不是单纯地模仿其形，而是模仿其变。象还是全息的，万事万物息息相关。就《内经》而言，藏象系统就是通过生命活动之象的变化和取象比类的方法说明五藏之间以及与其他生命活动方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规律的理论。

　　其中，"象"又分为法象、气象、形象。"法象莫大乎天地"（《周易》），举例言，"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素问?六节藏象论》），为法象；阴阳四时，"其华在面"（同上），为所见气象；"其充在血脉"（同上）为所见形象。藏象理论作为《内经》理论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将五藏联系六腑、五官、五体、五志、五声、五情，以五行理论进行阐释的五大"象"的系统，并完全表现为一种天人合一的综合功能。"这是一种自觉的而不是自发的努力，旨在指出人体内部与人体外部都是按照"阴阳五行"这一基本法则统一、整合起来的。"[4]由此可以看出，藏象是一个含有哲学与科学双重意义的概念。

　　总之，《内经》中关于人天同象的描述旨在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推知隐藏的内藏功能。如借助对天动地静的认识，以象天动的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为腑，主泻而不藏；以象地静的心、肝、脾、肺、肾为藏，主藏而不泻。

　　4、人天同数

　　象与数的关系正如《左传》言："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内经》认为生命运动与自然一样，有理、有象、有数。通过取象比类，可知气运数理。《素问?六节藏象论》先论数理，后论藏象，深意寓在其中。

　　"数"是形象和象征符号的关系化，以及在时空位置上的排列化、应用化和实用化。它不同于西方的数学概念，不是描述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而是以取象比类的方式描述时间方式和运动关系。

　　《内经》中的藏象理论则以五元序列来表现。自然界以四时阴阳为核心，四时阴阳涵概了五方、五气、五味等自然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类属、调控关系；人体以五藏阴阳为核心，五藏阴阳涵概了五体、五官、五脉、五志、五病等形体、生理、病理各因素及它们之间的类属、调控关系。自然界的四时阴阳与人体的五藏阴阳相互收受、通应，共同遵循阴阳五行的对待协调、生克制化的法则。

　　因此，人天同数是《内经》把时间的周期性和空间的秩序性有机地结合观念的体现。强调人体自然节律是与天文、气象密切相关的生理、病理节律，故有气运节律、昼夜节律、月节律和周年节律等。其基本推论是以一周年（四季）为一个完整的周期，四季有时、有位，有五行生克，因此，以一年分四时，则肝主春、心主夏、肺主秋、肾主冬……。月节律则与该月相和所应之藏在一年之中的"当旺"季节相关。其昼夜节律也是将一日按四时分段，指人体五藏之气在一天之中随昼夜节律而依次转移，则肝主晨，心主日中，肺主日入，肾主夜半。（见《素问?藏气法时论》）

　　实质上，"人身小宇宙"在《内经》中绝非泛泛而谈，《内经》认为人体与宇宙之间存在着某种数理上的一致性。如《内经》论述人体呼吸完全与太阳的运行联系起来，将呼吸与天地相通、气脉与寒暑昼夜相运旋的规律，与太阳的周日运行规律联系起来。如，《灵枢?五十营》将人体气血运行与日行28宿直接挂钩，认为太阳一昼夜环行28宿一周，人体气血运行人体50周（白天25周、夜晚25周），如此太阳每行一宿，血气行身1、8周，人一呼一吸为一息，气行6寸，270息，气行16丈2尺，即行人体之一周。由此再进一步，太阳每行一宿，（此指28宿均匀分布的一宿，实际上28宿不是等长的），人呼吸486息，据此推算人一昼夜有13500息。《平人气象论篇》曰："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即平常人一息，脉跳动五次，一次脉的跳动，气行1寸2分。如此用气运行的长度表示脉博的频率，从而表示一种时间周期。这种以大气贯通一切为基点而形成的人体与宇宙的相互模拟，在《内经》理论中比比皆是，强调了天人一致的内在本质。

　　总的来说，《内经》的天人之间的取象类比，是超逻辑、超概念的心领神会的类比。比如五行作为一个大象，它在《内经》中的成功，就不是物理学家的概括，而是哲人对世界的感觉分类，是哲人对世界上的物质及其性情的感觉分类,是"同气相求"，而不是物质结构的等量齐观。而感觉的相似、感觉的类同、感觉的相通，必然有着深刻的生理学、心理学乃至物理学的意义。这种"天人合一"的直观生命的体验，是我们领会《内经》文字的真正出发点。

　　事实上，现代物理学已充分体会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可贵性，正如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中言：量子论和相对论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它们说明了原子和亚原子的实在超越了经典的逻辑，我们无法用日常的语言来描述它，而东方神秘主义并不顾忌对逻辑概念的超越，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构成近代物理学的哲学背景来说，东方哲学关于实在的模型，要比西方哲学的模型更为适当的主要原因。

　　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精神内核的一致性

　　中国古代文化是与西方文化迥异的，从未发生过断裂的文化，几千年来，它始终因循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传》）的原则，记录着人们探索自然及人文的艰辛历程，而中医学（古代称之为医道）这门关涉宇宙与生命内在统一性的性命之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当中的独特的文化创造，在认识生命的本质、规律问题上，有着不同于西方的鲜明的个性色彩，以其丰富性、多义性及博大精深，而成为东方文化这个"东方之谜"中的谜中之谜。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对中医与传统文化的相关研究，明确中医文化的内涵，探讨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的心理文化背景、哲学基础及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揭示中医学发展中的内在和外部规律。从文化角度讨论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及其不足，为中医理论的深层次科学研究提供自身的思维模式，为中医未来发展提供战略规划报告。

　　如果从中医学源流的初始、发展、与定型与中国古代文化的相互关系上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天人文化指以伏羲画卦而建立《易经》天人之际的文化为基础，是原始的，质朴的，是科学而哲学的文化，并经夏商周三代演化为以易礼为中心的天人思想。在此阶段，医巫不分，如同巫与王室的结合，医学亦掌握在帝王手中，实际上，最早的巫聪明、勇敢，是富于献身精神，有着强烈的追求真理的信念的人。他们必须具备圣人、智者的资格，博闻强记，无所不晓，而宇宙和生命的内在统一性又是他们关注的中心。于是黄帝习云师而为导引，大禹为禹步，汤以身祷于桑林，神农尝百草。作为中华民族经典的《易经》更是"人更四圣，世历三古"，经伏羲画八卦，文王为六十四卦，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受到上古、中古、下古不同时期文化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不同凡响的地位与作用。

　　此阶段的文化经典称为三坟五典，三坟指伏羲、黄帝、神农之书，五典的指称则很能说明中国文化的一些问题，如孔子从上古文化的代表性上认为五典指尧、舜、禹、商汤、周文；阴阳家则将古史五行化，五典指伏羲、黄帝、神农、尧、舜；《吕氏春秋》亦以五行、五方规范古史，视五典为黄帝（居中，为土德）、伏羲（居东，为木德，称青帝）、炎帝（居南，为火德，称赤帝）、少皋（居西，为金德，称白帝）、颛顼（居北，为水德，称黑帝）。中国文化成型期的代表作《史记》在《五帝本纪》中却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即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其中黄帝为五帝之首（其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娶西陵之女嫘祖为正妃，生二子青阳与昌意，昌意生子高阳，即颛顼（实为黄帝之孙）。颛顼崩，青阳之孙高辛立，即帝喾（实为黄帝之重孙）。帝喾有四妃，其子皆有天下，元妃姜螈生后稷（周祖），次妃简狄生契（殷祖），次妃庆都生帝尧，次妃常仪生帝挚。继帝喾位者为尧，继尧者为舜，舜表面上出身寒微，实际上，据司马迁推算，舜乃昌意之第七世孙，即黄帝之第八世孙。我认为，《史记》如此整合历史，意义有二：（1）不仅确立了黄帝在政治、文化上的正统地位，而且把不同文化因素从血缘根基上统一起来。如果说三坟本来代表着一种多元的文化组合，那么《史记》作为大一统政治下的产物，则故意将历史纳入黄帝的羽翼之下，将我们从伏羲、女娲的后裔变为黄帝的子孙。（2）司马迁或者是从五帝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着眼，来重新评定历史。如黄帝平定蚩尤、置百官、封禅造历等，正是"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孔子）其开创之功，功不可没。颛顼"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并在黄帝的基础上扩大了疆土。帝喾则"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帝尧在文化上更是功勋卓著，他确定历法，敬授民时，定一岁为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并且以德治国禅让天下，确立刑法而殛鲧等等。舜以孝德取天下，扩疆土于夷蛮，命大禹治水、命后稷播百谷以济民、使契敬敷五教、以伯夷典礼、燮典乐、、、、至此，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及法则已全部显现，如同舞台已经搭就，剩下的就看后人的发挥与表演了。

　　天人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确定了一种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以古希腊文化为首的文化是一种不断地否定自己已经认识的事物以求得进步的否定型文化，是一种以支流而汇百川的形式向前发展的文化，而中国古代文化从一开始就以宇宙和生命的内在统一性为出发点，是一种源头型的文化，未来所作的一切都只能是对这一源头思想的肯定与发扬，它利用中国汉字语义的多义性、模糊性、秘藏性等特点，以物喻象，取象比类，它的思维的起点不只是概念，而且是模型，对事物的判断不仅是判断，而且是模拟，求知的方法不只是推理，而且是模式。思维方式和文化类型的确立，使得东西方在文明形成之初就打出了自己为之战斗的目标标语：西方是"认识你自己"，强调本体及个人意志的张扬；东方是"天人合一"，执着于天道与人道的和谐。

　　文化的基因是"象"与"数"

　　传统文化与中医学都重道、重神、重无、重和谐、重势，其核心则是"象"与"数"，如果对"象数"无知，则意味着对华夏文明的无知，更不能全面地理解和诠释中医学。

　　所谓象数思维是以阴阳义理为内容，以学术符号为形式，既有文字体系，又有符号系统，二者同质同构，不仅有价值理性，还有操作系统，其中神秘的教义和对经验知识的具体科学的组织概括及整理始终互相作用着。《左传》言："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系辞传》说："天垂象，现吉凶，圣人象之。""象"指的是经验的形象化和系统化。"象"的特征是动态的，不是单纯地模仿其形，而是模仿其变。象还是全息的，万事万物息息相关，就中医而言，藏象系统就是通过生命活动之象的变化和取象比类的方法说明五藏之间以及与其他生命活动方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规律的理论。"象"的本质是重视具象的知觉，它要求人的领悟性、观察力、概括力及诗性。如果不懂得以物喻象和取象比类的方法，则无法真正理解中医学。比如五行作为一个大象，它在《内经》中的成功，就不是物理学家的概括，而是哲人对世界的感觉分类，是哲人对世界上的物质及其性情的感觉分类。而感觉的相似、感觉的类同、感觉的相通，必然有着深刻的生理学、心理学乃至物理学的意义。这种"天人合一"的直观生命的体验，是我们领会《内经》文字的真正出发点。

　　"数"则是形象和象征符号的关系化，以及在时空位置上的排列化、应用化和实用化。在中医传统文化中，有以《周易》为代表的太极、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体系的二元序列；有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三元序列；在中医体系中，既有阴阳二元、三阴三阳三元序列，也有五藏五行、五元序列，而所有这些都是以取象比类的方式认识"自然"的无限的变化过程，并从中引导出数与序列，即规律。它不同于西方的数学概念，它不是描述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而是描述时间方式和运动关系。

　　中医文化之所以在世界文化中难以被人接受，主要是因为象数思维和五行宇宙模式既包含有理性，也包含有非理性因素，以及它们可以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作为系统的客观运转，二元、三元、五元序列都不无显示了古老的中国智慧，而无所不在的神秘的天人感应和五行形式上的简单齐合性，则将中华文化及中医文化推到了一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尴尬境地。

　　文化的归宿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钱穆），也是中医文化的一个核心。中国人相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而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所以人自我修养的目的不是"独善其身"的自私或佛家的"自了汉"，而是使自我求得在人伦秩序与宇宙中的和谐。而这也是中医学最终目的，即中医学关注的是人生命过程的自我实践，自我发展与发展的和谐。中医学行为的重要作用目标是发展中的生命运动过程，而不是直接针对实体结构与具体的病因、病理。它是人的医学，而不是西方医学的"治病"的医学，这也是中医学作为未来生命科学的优异之处。

　　但天人感应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宇宙图式及世界观，成为一种极为顽固的思维习惯，则使得它的科学成分为其负面因素所抵消，它的封闭性的自我满足感和否定进化的循环性，以及否定个性的秩序性和形式上以齐合性，都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作为封建一统文化的特性。

　　《美国物理学杂志》曾言，当今科学发展的某些方向所显露出来的统一整体的世界观并非同中国传统无关。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体的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是中国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的探索目标。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问题正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中显出其特异性和无可比拟的一种优势，而所有这些特点在中医学中均有所体现。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精神内核的一致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样：哲学应从医学开始，医学最终要归于哲学。因为生命和死亡是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而宇宙和生命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自然科学的革命实际上就是生命科学的革命。